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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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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解文化产业发展的五重疑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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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中国文化报
作者: 李向民 2003-05-21 15:29:43 |
中国人均GDP已经接近于文化产业迅速发展的门槛值。文化企业，虽然不以赢利为唯一目的，但必须将利润作为检验企业成败的基本标准。经济效益是实现社会效益的载体，社会效益是保证经济效益的根本。
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是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文化的起源很早，其发生、发展乃至形成“产业”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但同时又具有其独立性。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文化产业开始迅猛发展。目前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有五大关系需要引起重视并认真加以研究对待。
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
总体来说，文化的发展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两者密切相关。以汉代画像石为例，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汉代画像石是中国汉代雕刻艺术的精品，从相关的考古资料分析来看，生产汉代画像石的地方多集中在南阳、鲁南和成都，而这些城市也正是当时汉代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再如清代的书画艺术市场中心的转移，在乾嘉以前，扬州因地处长江、大运河的交接处，交通便捷，商贾云集，是当时中国最繁荣的商业都市。其书画市场亦发达，各地画家多聚集于此，以卖画为生，形成了著名的扬州画派。道光年后，由于黄河决口，运河堵塞，扬州的经济逐步衰落，同时由于铁路铺设，上海开埠，使得上海成为了中国东南地区第一大都会。众多的画家转而到上海发展，如吴让之等著名画家，即是从扬州转到上海发展的，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了海派艺术。而清末另两处书画艺术市场中心北京和广州，也都是当时的经济繁荣地区，一个是书画艺术的消费中心，一个是外销商品画的生产基地。由此可见，文化的发展依赖于经济的繁荣，经济发达的地区其培育发展文化的土壤亦充实，并且，随着其经济的流通文化也随之交融兴盛。
我们可以研究一下世界各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从中不难发现一国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美国的文化产业崛起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日本和韩国则分别在1970年、1990年前后进入文化产业的高速增长期。根据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1995年受经合组织（OECD）委托完成的《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的数据，美国的人均GDP1943年为9753美元，日本的人均GDP1971年为9726美元，韩国的人均GDP1991年为9645美元。从这里我们大致可以发现，当一国的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按1990年国际美元计算）时，该国的文化产业开始进入快速增长期。
中国今天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可以印证这一结论。考虑到国际比较的可比性，我们暂时撇开中国官方公布的人均GDP绝对值，用麦迪森调整后的数据来研究。麦迪森以1990年盖-凯美元测算的1992年中国的人均GDP为3098美元。根据中国公布的统计数据，2001年中国人均GDP约为1992年的3倍，合麦迪森调整后的数据为3098×3＝9294美元。也就是说中国人均GDP已经接近于文化产业迅速发展的门槛值。如果考虑到中国国内的经济不平衡性，中国的主要大城市与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更是早已超过此值。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在这些地区的文化产业能够率先发展。
但文化的发展并非完全与经济同步增长，其他因素也产生一定的影响。早在中国春秋时期，中山国由于人口密度大，人均耕地少，许多人靠卖艺求生，其中男子擅长各种工艺制作，女子则出外表演歌舞，既丰富了当地的手工工艺和表演技艺，客观上也维持了物质生活的需求，促进了当地经济的繁荣。再如近代，有名的河北吴桥杂技和山东潍坊风筝，其发展也并不是由于当地的经济发达，而恰恰是因为那里的经济资源匮乏，才造就了独树一帜的地方文化。可见，以文化来带动经济发展的例子古已有之，文化对于经济来说，并非是纯粹的附属物，而有其独立性。
总之，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文化产业必将从整体上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和历史机遇，并极有可能成为新兴的支柱产业。同时，我们还应认识到，对于目前我国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来说，超常规的发展文化产业也有利于其另辟蹊径，走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
意识形态管理与发展文化产业
长期以来，我国把文化归入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几乎很少从经济的角度来研究文化的发展以及如何制定相关的文化产业政策，加之我国现有的大多数文化艺术团体都是属于国家供养的事业单位，形成了一种重宣传教化、轻经济利益的文化管理体制，从而导致了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与市场需求的严重脱节。
由于现有的文化管理体制从导向上过于注重社会效益，管理有余，推动乏力，使得众多的文化艺术团体成了我国计划体制的最后堡垒。具体反映在原有国有的文化机构不仅大多垄断了资金、媒体、人才等多方面资源，严重扭曲了文化市场资源的配置，不利于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效益的最大化。无论是在组织演出、拍摄电影等生产文化产品上，还是在对外宣扬我国民间文化艺术上，都严重缺乏市场调研和效益机制。如不尽快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管理体制，将不利于我国文化艺术团体和机构的生存发展。当市场上有财政供养和垄断优势的文化机构与自负盈亏的文化企业同台竞争时，文化企业显然面临着劣势，客观上制约了文化产业健康、长远的发展，也严重影响了我国文化产业的世界竞争力。十六大按照党和国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总体规划，要求加强和促进我国文化产业事业的全面发展，并进一步强调了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性，提出了由原来的单一管理型转为以监督、指导、服务为主要任务的宏观调控型的新的文化管理体制。鉴于文化产业自身的特性，这一转变显得尤为重要。政府的文化管理部门应改变意识形态管理方式，将今后的工作重点放到培育文化市场、营造出一个宽松和谐的文化发展环境上来，实现“政府引导、市场搭台、文化唱戏”，让市场支配文化资源的合理流动与配置，使文化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同时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并以此为先驱，推动整个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
国家赞助与市场配置资源
任何国家、任何时期，发展文化产业事业都离不开国家和社会的赞助，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种形式的赞助都将逐步让步于市场的交易行为。中国的艺术经济史表明，以宋徽宗宣和画院解体为标志，国家赞助（皇家赞助）已不占主导地位，让位给私家赞助。清代嘉道年间扬州盐商的衰落和上海画派的兴起则标志着艺术市场开始成为艺术经济相连接的主要途径。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我国的文化艺术团体和机构完全由国家包养，文化产业的投入仍停留在依赖政府资金办文化的基础上，给多少钱办多少事，少给钱少办事，不给钱不办事，这样既加重了国家和社会的财政负担，也不利于激发各类文化艺术团体和机构创新发展的积极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生产要素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自由流动。文化产业一直被称为是“20世纪的最后一桶金”。在面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强大竞争压力下，更应尽快改革现有的文化产业管理体制。在继续改革国家赞助文化的方式的同时，要建立健全完善的投融资体制，逐步放开社会资金投向文化产业。当前特别要采取相应政策措施，鼓励非国有的社会资金，包括民间资本和海外资本投向文化产业。为此，一方面政府必须搭建一个相对宽松而稳定的投融资平台，更好地聚集社会资本，为壮大文化企业作出政策支持，另一方面应当鼓励文化企业立足市场，自谋发展，积极竞争，通过发挥市场的优胜劣汰的作用，真正孕育出一批有规模、有活力的文化企业，生产出市场效应显著的文化精品。从世界各国的发展情况来看，文化产业无疑是一个高回报、高增长的行业，大量的社会资源都希望能转向文化产业，但文化产业也是一个高风险、高竞争的行业，只有加快改变文化事业的国家赞助方式，从经济上推动其更快走向市场，以产业化运作来规避风险，以市场检验来提高竞争力，才能真正地把我国的文化产业事业做大、做强。
教化功能与赢利功能
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市场属于经济基础，而包含文化产业在内的精神文明则属于上层建筑。没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由于当前的投资管理体制，大量的国有文化艺术团体和机构，往往陶醉于生产所谓的“纯艺术”，片面强调了艺术的教化功能，而忽视了艺术的娱乐性和产业性，导致了文化这一“上层建筑”严重脱离了“市场”这一“经济基础”。其结果是现有的文化艺术生产与群众的实际精神文化需求相去甚远。任何文化艺术生产如果不被群众所喜闻乐见和接受，就谈不上宣传教化作用，而考察文化艺术生产是否被群众所喜闻乐见和接受，关键在于其市场反应。只有群众喜闻乐见，才能赢得市场；只有赢得市场，才能赢得民心。因此必须对艺术创作思路进行调整，把市场效果放到第一位。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文化生活的需要也越来越高，必须有多层次的文化艺术产品来满足群众多层次的需求。发展文化产业正当其时。文化企业，虽然不以赢利为唯一目的，但必须将利润作为检验企业成败的基本标准。经济效益是实现社会效益的载体，社会效益是保证经济效益的根本。文化产业的发展只有通过赢利的手段，才能积蓄足够的力量，进一步制作出高水准、多层次的文化艺术精品。因此，加快市场导向的文化艺术生产，可以更好地协调文化产业和市场需求的关系，从根本上实现二者之间的良性循环，最终达到“双赢”。
与此同时，要加快文化与经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人才是事业成败的关键。文化艺术之舟驶向市场的海洋，离不开文化经营人才的掌舵。由于文化与经济管理属于不同的学科与业务范畴，相互之间缺乏沟通和对接，导致现有文化机构大多是文化人办实业，勉为其难。国家应采取多种政策措施，加快专业人才的培养，推进文艺创作与企业经营的有机结合。
培育市场与艺术生产
恩格尔系数是国际上衡量生活质量的一项综合指标，是指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这一指标客观地反映了不同收入不同价格水平下各国居民的生活状况。联合国粮农组织曾提出一个以恩格尔系数判定生活发展阶段的标准：60%以上为贫困，50%至60%为温饱，40%至50%为小康，30%至40%为富裕，30%以下为最富裕。目前欧美发达国家一般为20%左右。1981年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56.7%，1989年降至54.5%。1994年首次跌破50%大关，2001年则更降至37.9%。恩格尔系数的下降不仅反映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也说明，人们有更多的钱可以花在非物质的消费，如文化、教育、旅游、健康等。统计表明，1999年中国城乡居民衣食住用以外的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29.2%和21.6%，分别比1995年提高了8.3个和6.2个百分点。但与教育、卫生等相比，文化消费却显然缺乏刚性，处于较一次要的位置。这一点除了有待于国家在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外，还有待于人民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和文化市场的引导。在文化市场上，供给创造需求是一个普遍的规律。
文化产业的发展，客观上不仅需要具备一定的整体经济实力和购买力，还和人们日常的消费习惯、群众的个人素质有很大的关系。这里的消费习惯指的是人们对“文化”这一特定消费内容的认识和观念。当前许多地方的文艺表演出现了一种普遍而怪异的现象，那就是无论多么精彩的演出，只要在组织演出活动的过程中，没有提前给相关单位或个人送票，表演当天的现场就总会出现许多的空位，但只要有送票，演出就会场场爆满。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在于人们缺乏购买力，而在于人们对文化市场的认识还仅局限于被动接受的阶段，尚没有形成主动花钱去消费文化的习惯。由此可见，目前我国文化市场的形成所缺少的并不是购买力，而是人们的消费习惯。人们去云南丽江旅游时，听上一场纳西古乐往往是“必修课”之一，大研纳西古乐会因此每晚都场场爆满，究其原因并非完全在于其表演水平有多么高超，而在于它已形成了著名的旅游品牌，引导了游客进行消费。所以，当前群众既非没有经济能力，也非缺乏消费愿望，而是缺乏市场正确的引导和积极的培育。因此，应当通过努力，开拓文化的领域，激发文化的创意，展示文化的魅力，逐步唤醒人们潜在的精神文化需求，并使之转变成现实的文化购买力，促成文化市场的有效需求。
文化产业是世界公认的“朝阳产业”，蕴含着巨大的市场潜力。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较晚，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抓住机遇、调整政策、解决问题才是当前的第一要务。只有这样，中国的文化产业才能在2005年WTO服务贸易条款进一步生效以后更好地应对国际文化产业巨头的强大竞争，才能真正实现中国文化产业的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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