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专题报道 |
|
|
|
|
|
|
| 穿越日本电影的茂密丛林 |
|
| 来源: 新京报
作者: 书评人 手电 2006-08-31 08:55:23 |
大约90多年前，生活在东京或京都的人们坐在电影院里，会被一个称做辩士的家伙念诵人物对白的语调逗得哈哈大笑，尽管他穿戴着燕尾服和高顶礼帽，但那丝毫掩饰不了他的市井身份以及煽动和取悦观众的心思。当然，如果需要的话，他也可以让人们带着哀伤的心情离开，那便是他的工作：观众选择进哪一家影院，有时竟因为喜欢那里辩士的解说风格。此时，地球上其他城市的人还老老实实地看着无声电影。事实上，这小小的历史场景在日本延续了至少35年。它与这个岛国对外来文化的接收方式一脉相承。落语和讲谈中的独白功夫、能乐和歌舞伎中表演与声音分离的特点被嵌入来自西洋的电影中，这样的接轨令知识分子不满，却让大众感到舒服。
聪明的辩士绝不仅仅是复述电影内容，他们努力成为一个表演主体，在适当的时候发表评论，用亦庄亦谐的即兴风格影响观众。自然，早期电影停留于对戏剧空间的简单再现，在艺术上远未成熟，也是辩士们得以介入电影的一个原因。
电影和舞蹈、音乐一样，在诞生之初带着民间烟火的气息和漫无目的的随意性。成为艺术是后来的事，它甚至不可避免地变为一种工业，这是知识精英、娱乐商、政治势力与民众经过漫长的相互折磨后达成的博弈效果。电影遂成为高度社会化的景观，舟行岸移般呈现着每一个时代的改变。
《日本电影100年》的作者四方田犬彦在后记中写道，很久以来有一种说法：如果说19世纪是殖民主义与小说、歌剧的时代，20世纪则是极权主义、精神分析和电影的时代。
在极权主义的全球背景下，精神分析学说远离19世纪哲学的后尘，其描述对象由神转移到人本身，经过两次大战和延宕至今的地区战乱，人类信仰普遍失重，商业利益至上，文艺诸形式渐渐穷尽于人心，电影一时成为施诸于人之精神世界最为直接的媒介。想像十万亿光年之外的宇宙尚有神祗存在，形同科学无法探其究竟的质子内部结构，并不在20世纪人的视野之内。而我们仍然生活在20世纪，直至今日面对的一切问题，战乱、经济消长、文化流变、生活方式，统统是那一百年的残余。真正的21世纪人，最大的不过6岁。所以人们常常需回到那过去了的100年，去取回一些记忆，正如揽镜自照，可以在今昔之间做时光穿梭的游戏。
于是有将近500个人名出现在这本272页（中译本）的著作中，作者不疾不徐地谈论了400多部电影。这些电影，在短短100年间，已经有几亿、几十亿人坐在影院里看过它们（1958年最高峰时，日本电影观众超过1亿）。以10年为一个时代，经历过上世纪30年代和上世纪50-60年代两度黄金期的日本电影，正在文化杂糅和寻找传统的矛盾中等待下一轮波峰。但如同作者开篇所言，电影的历史绝不是名片的历史，只有谈及穿插在高水准电影之间的无数无名影片，才可能真正对日本电影有所了解。
所以，不仅仅是黑泽明、铃木清顺、沟口健二、大岛渚、深作欣二、山田洋次和今村昌平创造了松竹和东映时代，少部分中国年轻人崇仰的小津安二郎、成濑巳喜男和寺山修司也的确寂寞无主，冢本晋也无非暴力，岩井俊二一味温情，宫崎峻在已渐遥远的上世纪80年代还算有新意，北野武略等于中国的张艺谋，虽然还是最红的艺人，但已经为名所累……什么样的电影才是日本电影呢？四方田犬彦先生自己也在找答案。
“应该静静地伫立在朴素平凡的日本画前面去感悟。”这是沟口健二在1942年的想法。那一年，他拍摄了长达4小时的巨制《元禄忠臣藏》，这个据称发生在1701年的武士复仇故事，已被拍摄了80多次。电影有史以来的100年间，在日本影片的丛林中，密植着不同类型与风格的种子，对欧美灵感的借用与还魂不胜枚举，但其护卫传统之本能，一如对服装、建筑和器物的美感体认，表层是暴力，情爱、谐谑、战争、疏离，花样频出，而体现亘古不移之人性，未尝动摇。
《日本电影100年》（日）四方田犬彦著王众一译三联书店2006年7月版定价：20.80元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