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僧和僧诗
近两年主编了《佛教诗词楹联选》（嘉兴市卷）（下面简称《选》），收入嘉兴市僧尼居士460人的诗词3148首，其中诗僧404人，诗词2510首。具体如下：唐代诗僧5人诗44首；五代诗僧3人诗13首；宋代诗僧22人诗55首；元代诗僧10人诗130首；明代诗僧143人诗1211首；清代诗僧214人诗821首；近代、现代诗僧7人诗词236首。
嘉兴僧诗，明、清两代最繁荣，近代、现代最辉煌。
一般认为，僧人写诗，始于东晋，宋、齐、梁、陈、北周、隋诸朝，都有其代表人物，但人数不多，诗作也少。我们以《古今禅藻集》为例，了解一下明以前诗僧、僧诗的概况。
《古今禅藻集》是嘉兴人对中国僧诗搜集、整理、保存的贡献。
关于此书，《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等在“提要”中说：“《古今禅藻集》二十八集……所录皆释子之作，而不必其有关于佛理。曰禅藻者，犹曰僧诗云尔。所载上起晋支遁，下讫性见所自作。以朝代编次，每代之中又自分诸体……特其上下千年，网罗颇富，较之唐僧《弘秀集》唯取一朝、宋《九僧诗》但备数家者，较为完具。存之，亦可备采择焉。”
此书的编者为明代的释正勉与释性。有关资料的辑录工作，则由释普文担当。释正勉（？—1621），一作正开，字道可，俗姓孙，嘉兴人。早孤，出家于长水广福寺，后结茅嘉兴白苎村水芝庵，苦心于诗理。释性，字蕴辉，应天人。释普文，字理庵，嘉兴人，明诗僧。
集中所收历代诗僧、僧诗，上起晋代，下至明天启元年（1621）。具体如下:晋至隋，350年间，只有诗僧47人，僧诗102首。唐，诗僧76人，僧诗670首。宋，诗僧48人，僧诗295首。元，诗僧32人，僧诗298首。明（天启元年前），诗僧174人，僧诗1459首。《古今禅藻集》共收集了377位诗僧的2824首诗。
诗僧作为一个特殊阶层，形成于唐大历（766—779）以后。《全唐诗》记载，唐诗僧百余人，诗作有46卷，大部分诗作在大历以后。唐僧诗的总集有南宋李龚编辑的《唐僧弘秀集》10卷。宋僧诗的总集有南宋书商陈起所辑的《宋高僧诗选》，共收61位诗僧的338首诗。而厉鹗的《宋诗纪事》，共收诗僧240人。清释含澈辑《方外诗选》8卷，其中含清僧诗3卷，收诗僧117人的作品。
清代禅诗的情况可以从《晚晴簃诗汇》中窥见一斑。《晚晴簃诗汇》，徐世昌辑，共200卷，除9朝御制诗249首外，入选6159位诗人的诗27420首。第195卷至198卷，共4卷，为释子诗作，共入选201位诗僧的574首禅诗。诗僧占诗人总数的3.26%，禅诗占入选诗总数的2.09%。
我们还可以从《两浙輶轩录》来考察。《两浙輶轩录》、《两浙輶轩续录》、《两浙輶轩录补遗》合计，共有8962位诗人的诗24765首。其中诗僧261人，诗583首。诗僧、僧诗分别占总数的2.9%、2.4％。
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诗僧和僧诗的特点。
诗僧具有共同的佛教信仰，相近的生活环境，相对受社会政治、时代风尚变化的影响较少的特点，形成了类似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趣味，因此僧诗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
苏轼在《赠诗僧道通》诗中写道：“语带烟霞从古少，气含蔬笋到公无。”自注：“谓无酸馅气也。”宋人往往用有无“蔬笋气”、有无“酸馅气”来戏称僧诗的艺术风格。
僧诗题材狭窄，以自然山水为主，缺乏广泛的社会生活内容。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说过一个有趣的故事：宋初进士许洞，善为词章。有一次，他和九位诗僧聚会，分题作诗。宋初九僧是：希昼、保暹、文兆、行肇、简长、惟凤、惠崇、宇昭、怀古。许洞摆出一张纸，与诸僧相约，不得犯纸上一字。诸僧看到纸上写的是：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等，于是纷纷搁笔，不愿作诗。可见，诗僧由于生活环境的局限，除写自然景物外，很少涉及其他题材。诗僧描写景物本身意味着表现佛理。诗中的山水世界，既是闪现幻化、除尘净虑的审美境界，又是禅宗“山林大地皆念佛法”的“无差别境界”。僧诗往往透过宁静、平淡、悠远的景色，显露出无心淡泊的禅趣，或借助于空旷、幽静、寂寞的山水来表现宇宙的空无永恒。
意境清寒，缺乏人世间的生活热情。诗僧奉行超尘脱俗的禅宗哲学，往往酿成虚融清静的审美趣味，造就一种绝不激动、平静淡泊的心境。把人世间的功名利禄、喜怒哀乐化解为“极无烟火”的诗句，这就是充满“禅意”、“禅气”、“禅味”的“平淡”。僧诗的色彩是清淡的。他们描写的是大自然中宁静清旷的景物，很少涉及红尘中鲜艳的风物。僧诗的感情是恬淡的。禅与诗，有一致性，也有对立性。中国传统的诗论，诗的核心就是“情”，是喜怒哀乐的情感。禅诗，禅对诗的渗透，实际上就是不断地弱化、淡化诗中的情感色彩，将喜怒哀乐的激情转化为恬淡超然的心灵妙境。
篇幅短小，以律诗、绝句为主。僧诗由于多以山水为题材，体裁往往选择律诗、绝句。以《古今禅藻集》为例，僧诗基本上用五言和七言。五言1310首，七言1303首，大体相同，而四言只有17首，六言92首。以律诗为主，绝句、古诗为次。律诗1149首，占42.2％；绝句810首，占29.75％；古诗715首，占26.26%。以诗作多少而论，依次为：五言律诗716首，占26.30%；七言绝句576首，占21.16%；七言律诗433首，占15.90%；五言古诗389首，占14.29%；七言古诗291首，占10.69％。
僧诗语言简洁平淡，拘谨而少变化，但也促进诗风的通俗化。僧诗由偈颂诗化而成。偈颂这一文体由印度佛经中的“伽陀”翻译而来。“伽陀”是古印度的诗歌。偈颂给诗风带来了通俗化、哲理化。语言是感情的载体，诗僧感情枯寂，追求“万虑洗然”、“不待境静而静”的禅心，因此，僧诗往往平平静静地写来，多幽独、衰病、枯槁之辞。句法、章法一般也很少跳荡飞动、抑扬顿挫。
嘉兴的诗僧和僧诗
嘉兴诗僧在禅诗诗坛上有一定的地位和较强的实力。
《晚晴簃诗汇》入选的诗僧中，嘉兴的19人，占入选诗僧总数的9.45%；入选嘉兴诗僧的诗76首，占全部诗僧的诗总数的13.24%。两者所占的比重很大，显示出嘉兴诗僧在禅诗诗坛上的地位。嘉兴的诗僧和禅诗，不仅数量多，而且有大家。《晚晴簃诗汇》入选禅诗30首以上的有3家：湘潭人，京师法源寺八指头陀敬安40首，番禺人函昰34首，平湖人元璟30首。以下依次是新建慧霖23首，苏州晓青19首，桐乡清恒19首。所选诗最多的前6名中，嘉兴占2名。
《两浙輶轩录》、《两浙輶轩续录》、《两浙輶轩录补遗》入选的诗僧中，嘉兴籍的、嘉兴寺院的诗僧，与嘉兴有关的诗僧，合计91人199首。分别占诗僧总数261人中的34.8%，禅诗583首中的34.1%，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虽然，上述嘉兴诗僧统计范围较宽，不仅包括嘉兴籍的、在嘉兴寺院住锡过的，还包括云游嘉兴寺院、吟咏过嘉兴寺院的诗僧，但是充分显示出嘉兴僧人在禅诗诗坛上的地位和实力。
嘉兴有一批诗僧是以儒皈释。嘉兴的诗僧，良琦有代表性。明初嘉兴兴圣寺僧良琦的特点是：既究禅理，又通儒学，并能赋诗。禅、儒、诗，三合一，是嘉兴诗僧、僧诗的特点。嘉兴不少诗僧内涵深邃。宋时崇德僧赞宁“充翰林史馆编修，右街僧录”。元末曾住秀州资圣寺（即水西寺），僧江左外史克新，始业科举，朝廷罢进士，乃更为佛学。明嘉兴人正勉，通儒、释典籍，独擅于诗。嘉兴僧通复，家世儒者，多病出家。梵诵之余，于儒家书无所不读。梅溪僧孙肩，少通仕籍，后弃家为僧。平湖行燃，崇祯庚辰进士，晚为僧。嘉兴僧常莹（李肇亨），清初学者，与谭贞默同主鸳社。清耐可，即吕留良，清初思想家、诗人、出版家，为避清廷征召遂剪发为僧。桐乡僧一壑，博览儒书、释典，诗学颇深。石门僧天晓，禅课之暇能读儒书，擅吟咏。诗境不在深，喜无尘垢。嘉兴僧际囦（渊）“朝理贝叶之书，夕赓拈花之句”，因而其诗“恂恂儒雅，无蔬笋恶习”。
以“儒者禅”来称呼嘉兴诗僧的诗是十分恰当的。“儒者禅”真实地反映出诗僧遁入空门而又难舍尘缘的两栖心理。“儒者禅”为诗僧反映现实、批判现实提供了依据。
明长水广福寺正勉有一首《葬亲并引》。引言如下：“先父母生余兄弟六人，伯仲皆成立，食贫。予最幼，钟二人爱，会己丑岁疾疫，我母勿禄，而父亦相踵下世。明年四月，感念生死，出家胥山之古刹。身为释子，业尚兼儒。每诵蓼莪之什，潸然泫涕。窃自谓子于父母，生养死葬，人子恒职。今既失生养，而双柩暴露一隅，更独何安？越辛丑，岁星冉冉一周矣！乃以葬事谋诸伯仲，俱以贫力不堪襄事。又一载，为壬寅冬，余有方外游，欲速酬前愿，然又未能卜地。亡何，有从兄者，悯余孝思，指祖茔昭次可权厝。予曰：生寄死归，何地非权乎！遂罄衣钵之资办葬具。因思禅衲不欲立文字破白业之戒，然此一段苦心，又敢同沦黄壤；况诗出性情之正，昔贤所不禁。于是僧而诗，借文字以纪事。纵有败实之议，余心甘之矣。”引言自辩葬亲作诗，乃一段苦心。他虽“身为释子”，但“业尚兼儒”。根据儒教，“子于父母，生养死葬，人子恒职”。于是“罄衣钵之资办葬具”。一方面“因思禅衲不欲立文字破白业之戒”，另一方面，又以为“诗出性情之正，昔贤所不禁”。于是，释儒通融，僧而诗，因而就有《葬亲》诗。
嘉兴僧诗，恂恂儒雅，少蔬笋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题材相对广阔。由于寺邻于市，僧亦为市，嘉兴诗僧的生活，与山僧生活相比，与人间的烟火，关系更为密切。因此，诗的题材较为丰富，不少诗偈表现了人们生活的疾苦。
情感相对丰富，常有忧亲虑国之语。后人评明末清初石门僧盘铭时说：“诗句中常有忧亲虑国之语。”这正好揭示了嘉兴禅诗的特点。亲情，人之常情。诗僧往往借诗寄托亲情。
篇幅相对宏放，诗体相对多样，语言相对生动有变。嘉兴禅诗除篇幅短小的绝句、律诗外，还有篇幅相对较长的“歌”、“行”等。嘉兴禅诗有个显著的特点，诗僧善于向民歌学习，禅诗也运用了“棹歌”、“竹枝词”等民歌体。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