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在上海寓所。

1981年，与夫人包稚颐在龙游路寓所合影。

1986年，在省博物馆文澜阁查阅资料。

　　早前探访环城西路20号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旧事，“沙孟海”的名字便不断跳动在多段往事之中。我们只道他是“书法泰斗”，哪晓得他对浙江省的田野考古、博物馆的现代格局都有开创之功。所谓“大家”，也是杂家、通家，学问是一通百通的。这就好像沙孟海这个人，1900年出生的“世纪宝宝”，14岁丧父，16岁结婚——因要担当起长兄如父的责任，亲情、家国、学问，他都一肩挑起，一蓑烟雨任平生。
　　在我读书的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正是沙孟海的名望达到顶峰的时期。天下谁人不识君？便是大字不识一斗的农村妇女，江南花开时节一船船来杭州烧香拜佛，灵隐寺“大雄宝殿”四个大字绝对是认得准的，这四个字，就是沙孟海四把扫帚捆起来写成的。
从哪个角度来认识沙孟海呢？这个有着波澜壮阔的名字，波澜壮阔的书法，以及波澜壮阔的一生的老人。
　　就从龙游路15号切入吧。从1952年到1991年，老爷子在这座民国时代的小洋房里生活了近四十年。名为“洋房”，实已老旧破落，又曾经几户人家合住，如同大杂院：楼上住着房东太太，楼下除了沙家，还住过潘天寿一家、陈训慈一家，每家一间房，书房卧房兼会客，拥挤而局促。那个时代的住房条件大都如此。从后生晚辈的叙述中得知，老先生对龙游路15号是满足的、欢喜的：邻居都是同时代的读书人，往来无白丁，几十米开外就是朝夕相处四十余年的单位省文管会，往西去则是六公园、西湖。时代风云变幻，西湖边走一走，心中便安然、澄净了，因为西湖是永恒的。
　　龙游路是条二三百米的短巷，以“武林路女装一条街”的支路为人所知，以坐拥奥斯卡电影大世界和人气旺盛的白鹿饭店闻名。路口一座青砖二层建筑，便是修葺一新的“沙孟海故居”。它的默默存在，似乎让这条生猛的短巷有了某种深刻的本质。
　　认识沙孟海，就从这故居中几帧先生的旧影说起吧。
　　照片上的他清瘦、颀长。头发剪得短短，在前额形成一个光卷的发尖，看上去斯文而敏感。他低头俯案，书案泛着古旧的光。背景中有一个当时属于新潮产品的电灯开关，在张爱玲写上海公寓的散文中，称之为“扑落”。
　　1926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26岁的沙孟海来到上海教书。他已是宁波有名的才子。在戈登路（现江宁路）715号，他租下两间小屋。屋前有个小花园，花园内栽有几株石榴树。于是小屋有了一个雅号：“石榴书屋”。这张照片，应该就摄于此时。
　　1926年的沙孟海，正如初到上海滩的许文强，还有些许青涩。甚至在另一张照片中，年轻的沙孟海也是白围巾飘飘，十足的文艺青年，全然不知，大时代的风暴就要袭来。
戈登路上的“石榴书屋”，很快成为进步青年的聚会场所。常来的是二弟沙文求、未来的三弟媳陈修良，以及他们的朋友，比如后来的新四军政委项英。
　　现在我们知道了，沙氏一门英烈：二弟沙文求、三弟沙文汉、三弟媳陈修良、四弟沙文威，都是共产党人。三弟沙文汉解放后出任浙江省第一任省长；四弟沙文威直接受李克农领导，是《潜伏》里余则成式的谍海干才。
　　但是1926年，“石榴书屋”的幸福时光如此短暂，血腥之气已经不远。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将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一门赤党”的沙家，将惨遭家破人亡之变。
　　1926年，弟弟们一个个被大哥从家乡接来读书。他一定是希望他们学有所成、健康成长的，不料诸弟前赴后继，走上了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者生涯（最小的五弟也在抗战中奔赴延安）。他的担忧，在二弟文求致他的信中可窥一斑：“你不要太显‘大哥’的神气，同他们做小朋友，你说话才有效力……”
　　1926年7月，沙文求走了，与陈修良青春作伴，南下广州革命。临走前的清晨，在石榴书屋的石榴树下，三人留下了平生唯一的合影。19岁的陈修良白衣白裙，英姿飒爽。22岁的沙文求一身学生装，眉目间含着调皮的笑意。沙孟海端坐于藤椅之上，神色平静，看不出内心的波澜。在弟妹面前，他老成持重，一派大哥风范。
　　1928年10月，沙孟海从一本进步杂志上看到一则消息：两个月前，共产党人沙文求在广州被捕，受尽酷刑而不屈，在黄花岗英勇就义。此前，失去文求音讯的沙孟海，夜夜做梦，梦见弟弟浑身血淋淋地回家来。
　　年轻的灵魂如石榴花瓣般飘落。
　　沙孟海接受了陈布雷堂兄陈屺怀的介绍，进入浙江省政府工作，后来成为蒋介石的侍从室秘书。
　　半个世纪后，有后生晚辈问沙孟海：当年您为什么不参加共产党？他说：我是老大哥，总要保护小弟弟的。
　　沙孟海终身珍藏着文求写给他的三十余封信。一封信上写道：“我们兄弟间，正宜于分工合作，以发挥最伟大之奋斗能力。无论你自己能否临阵，但须知你的弟我能临阵。临阵而亡，我且不悔，你更不必悔。临阵而胜，非我之胜，亦你之胜。”
　　这样肝肠如铁的兄弟，这样光明如雪的情怀！
　　三十年代，沙孟海的书法已经很有名气了，他常常于星期天坐火车从杭州赴上海，写一天字，可获大洋百余元。抗战胜利后，他为蒋家修家谱，蒋介石请他同赴庐山休养。在山上，他吟诵古诗自嘲：“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
无论是在上海滩“鬻文卖字”，还是飞入“宰相衙”靠笔墨吃饭，他心里一直是记着文求的遗言吧：“兄弟分工合作，以发挥最伟大之奋斗能力”。所以他一手资助弟弟们读书、革命，被捕的想法营救，潜伏的设法掩护——四弟沙文威正是在他的掩护之下，敌营潜伏十八年。
　　1952年，万象更新。沙孟海担任了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在搬入龙游路15号新居之前，他刻了一方印章：“若榴花屋”。也许，那时他遥想了一下南方，黄花岗上，鲜花开遍了原野。
　　秋天的阳光暖暖地照拂着两位老人家。老先生穿着旧而整洁的中山装，裤脚边细心地挽起，脚上一双千层底布鞋。夫人清秀端庄，透着从前女子的书卷气，微笑立于先生的身后，是几十年举案齐眉的温婉默契。人说沙先生不苟言笑，这张照片上，他有温厚的笑意。树影婆娑，在墙面投下细致的剪影，墙角搁着一只旧花盆。是旧也旧得妥帖、温暖的时光。
　　进入80年代，文艺复苏，沙孟海迎来了他人生的春天。这个时期，他的作品以行草书和擘窠大字为主，人说“海内榜书，沙翁第一”，又说“非胸有浩然之气不能致也”。弟子陈振濂在《沙孟海书法篆刻论》中分析老师：“一切犹豫、彷徨和偶有小获的喜悦，都被一种更为大气的风度所淹没。”
　　那是千折百磨之后的峰回路转，绚丽至极，反归于宁静无际。
　　晚年的沙孟海喜欢和有才学的小朋友来往，谈谈学问，为人生一大乐事。
　　那年月百废待兴，年轻人对于知识的渴求也如海绵汲水般贪婪。王群力的人生轨迹，就这样与星辰泰斗般的老人有了一次交集。
　　王群力的父亲王士伦先生是古建筑学家，也是沙孟海在文管会、省博物馆共事的晚辈。父亲对沙孟海很钦佩，经常说，沙先生怎么讲怎么讲，“沙先生说的，（写字）笔笔力都要到！”
　　1977年，父亲下班回来，告诉儿子：今天沙先生问我，听说你儿子在学书法，怎么不到我这里来？
　　王群力很激动，第二天一早就去了龙游路15号。拿着自己写的一卷字，写的都是当时的流行歌词：“毛泽东走过祖国大地”，“祖国山河一片红”。
　　沙孟海看了，第一句话是：“你这个字有没有展览过？”
　　“啊，我这个字可以展览？”
　　“可以啊，你的字写得很好，我跟书画社的同志讲讲，有机会让你参加展览。”
年轻人内心雀跃呀：“书法大家就是知道我在想什么，这话真是说到我心坎里了！”
王问：“我跟您学书法吧？”
　　沙说：“不要跟我学。你跟我学，就是我的学生。你要学古人，那我们就是同学。”
两人约定，每个星期五上午，王群力来看老先生写字。这是他专门用来写应酬字的时间。向他要字的人很多，他有一本小学生的练习本，登记着“谁谁谁托”。老先生来者不拒，在王群力看来，这是他对中国社会有深刻的了解。他是什么流行写什么，写“重上井冈山”，写“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然而对于他看得起、看得重的人，他会精心书写经典文献的片段。他主动给人写的字，落款却是“某某先生索书”——“索”，意谓你的辈分比我高，这是老一辈读书人的礼节。
　　他就在饭桌上写字。房间局促，但朝向很好，阳光充足。阳光打在他的身上，勾勒出高大的身影，老先生有一米八呢。他提笔就写，洒脱随意。夫人在一旁监督：“这张不好”，便向地上潇洒一扔。
　　老先生写字最大的特点是，不刻意，不拘谨。这一代书家，把书法当作人生必需的修养，是谓“小技”。另一位书法大家陆维钊就说过：我们原来是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没想到后来只会写写几个字而已。
　　就这几个字，也够后人喝一壶啦。
　　老先生都有赤子之心。当王群力告诉沙孟海，同单位的女孩结婚了，想送她一副贺联，老先生大笔一挥：“莺歌燕舞”。
　　他告诉王群力，“不要以为楷书只有颜柳两家”。年轻人听不懂。很多年后明白了，先生是在讲述他的美学理想啊：学习书法应该直接从碑刻开始，碑帖能够锻炼人的格局。
在老先生面前，王群力感到自己面对着一座高山，他的山形、他的每一条植被、小径，都值得后人探索，尽管当时他身在此山中，完全不识路。可是他能感受到那种气度——真正的“大家”，身上都隐藏着一个时代最精华、最高端的信息，把他们解读透了，也就把历史的密码解开了。
　　这也是我们今天来谈论沙孟海的意义吧。
　　冬天的文澜阁，亭台水榭，一树孤梅入画来。86岁的老人，一卷诗书在手，气度从容不迫。
　　不知那时他有没有想起一段往事？斯人已逝，江湖上没有断过他的传说——
　　说是“文革”中，“反动学术权威”被隔离在文澜阁。走廊上摆张桌子，穿堂风嗖嗖地吹，孤零零坐着个沙孟海。有一天，来了二十多个造反派，人人手执腕口粗木棍，开口就找“沙孟海”。好心职工连忙悄悄通报。不一会儿，沙孟海从走廊里出来，若无其事地，施施然地，从剑拔弩张的人群中走过。可怜翘首以盼的造反派不识庐山真面目，反应过来，沙孟海早已坐上经过白堤的七路车，消失在人海中。
　　后人说，沙孟海是见过大世面的，不然就要出大事了。
　　后人说到沙孟海，最喜欢用到两个词：气度，格局。他这一生，是张爱玲《小团圆》里讲的：“不喜欢现代史，现代史却打上门来”——与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交往，沙氏的一门英烈，这些往事，足够拍一部《人间正道是沧桑》的，沙孟海却从来绝口不提。
很偶然的一个例外，发生在1961年。原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汪济英先生，那时还是小年轻，跟随沙孟海去溪口办事。在蒋介石故居丰镐房报本堂前，看到一副楹联：“报本尊亲是谓道德要道，光前裕后所望孝子顺孙”，落款“瑞元敬书”，瑞元是蒋介石的族名。汪济英说：蒋介石真封建！沙孟海微微一笑：这副对联是我作的。
　　也许故地重游提起了兴致，也许气氛比较宽松，沙孟海便说了蒋介石的一二逸事。一是宋美龄在溪口小街漫步时，一群小孩大喊：“瑞元无赖的老婆来了！”当地人惯以如此称呼蒋介石，小孩无知也跟着叫。宋美龄神色不变，命警卫人员驱赶了事。二是蒋介石祖屋要打围墙，一位本姓农民硬是不肯让路。报告上去，蒋说，随他去吧。那次沙孟海还带着汪济英去看围墙：果然凹进一个角，避开了那户蒋姓农民的宅基。
　　1986年的沙孟海身体还很硬朗，工作不辍。这一年7月，澳门艺林出版社要给他出一本史料和书法集。他招来关门弟子陈振濂：你来给我编书，你来定。“先生风云变幻八十年，谁敢给您定啊？我就提一个框架吧。”陈振濂笑道。
　　1979年，中国美院首招书法硕士，三个大师级导师：陆维钊、诸乐三、沙孟海，教五个研究生。22岁的陈振濂最小，是小师弟。现在，他和他的师兄朱关田等五人，被称为“一枝五叶”，成为中国书法界的领军人物。陈振濂第一次见到沙孟海，一惊：哇，这个人足够做我爷爷的！那时候不敢和老先生对话。
　　毕业后，陈振濂出版了两本书，一本“书法美学”，一本“日本书法通鉴”，都没敢拿给老先生看。现在人无法想像，在八十年代，谈论美学还需要勇气，研究日本书法，则有“汉奸”之嫌。两本书，都是老先生打电话来质问：“作啥不拿来给我看？”
老先生看了书，说：“不懂。这个学问我不精通。但是我支持你做，因为这是严肃的学问。”
　　陈振濂现在是美院的博导了，他对学生说：我绝对不用我的视野来框住你们，因为我的老师就是这样对我的。
　　1986年7月，为了完成先生交代的任务，陈振濂在龙游路15号泡了整整四个月。自行车来去，风雨无阻。午饭就在沙家吃。“陈振濂你吃啊，吃鳗鱼。”老先生喜食鳗鱼、黄泥螺，宁波小菜。这饭吃得有压力，要有坐相，要有吃相，做筋做骨。可是现在想来，还是吃少了，再没有机会了。
　　四个月相处，年轻人难免有说错话、行错事的时候，老先生微微一笑，用浓重的宁波口音说道：“小虎（伙）子，还要磨炼磨炼！”
　　有时候，老先生会说，今天不编书了，走，你陪我出去。他们来到隔壁的文管会，老先生要查一个古文字的写法。功课做完，已近中午，老先生说：去，我们到西湖边去吃饭。一老一小又踱到六公园，喝一碗豆浆。喝完了，老先生手拄着拐杖，闲闲看一会风景。西湖的微风吹拂着他清癯的侧影，近百年的人世沧桑，水波不惊，云淡风轻。年轻人的心，被一种异样的感动，慢慢地揪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