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妚大，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6月3日，当得知这消息时，85岁的她正躺在琼中县人民医院的病床上，她是我省11位传承人年龄最大的一位。当41岁的刘香兰知道自己被确立为国家级传承人时，她正在和她的姐妹在自己的黎族织锦第一村里织锦，她是11位传承人之中最年轻的一位。
今年6月，我国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名单公布，海南省王妚大、刘香兰等5人榜上有名，至此，海南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已经有11人。
“经过了‘文革’的冲击、现代化的冲击，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着那么顽强的生命力。这是为什么?”符策超，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长期的考察调研使得他深深认识到对传承人保护的重要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无形的、看不见的，它是以人为载体的，它的拥有者、储藏者存在于民间，是他们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薪火，失去了传承与传承者，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不存在。如果不对传承人进行保护、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就只能是句空话。”
21项国家级非遗和11位传承人
2006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字眼逐渐被人们认识，在该名词出现之前，人们所熟知的是物质文化遗产。
所谓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以及文化空间，指按照民间传统习惯的固定时间和场所举行的传统的、综合的民间文化活动。
2006年，中国首批国家非遗名录确定，此后每两年批准并公布一次，而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的非遗代表作项目，也由此名录中产生。
海南在先后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中，共有黎族织锦、黎族民歌、黎族制陶、崖州民歌、儋州调声、琼剧等21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指物、也不是指人，而是和物、和人紧密相连的文化事象或行为方式。海南11位传承人的确立，是为了更好地保护非遗。”提到传承人的保护，符策超这样说道，“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就是对传承人的保护，如果没有了传承人，就丧失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传承人坚持非物质文化的生态延续，其保护与传承也就是一句空话。”
为了更好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在2007年5月，国家公布的首批非遗传承人，海南乐东的容亚美被确立为黎族织锦传承人，羊拜亮被确立为黎族制陶传承人。
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是指经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认定的，承担国家级非遗名录项目传承保护责任，具有公认的代表性、权威性与影响力的传承人。
2008年，国家级第二批非遗项目传承人确立，海南黎族打柴舞黄家近、儋州调声唐宝山、临高人偶戏陈少金、王春荣等四人榜上有名。
今年6月，国家级第三批非遗项目传承人确立5位，分别为黎族民歌传承人王妚大(琼中)，琼剧传承人陈育明(海口)、王英荣(海口)，树皮布制作技艺传承人黄运英(保亭)，黎族织锦传承人刘香兰(五指山)。
在保护中防止“保护性破坏”
传承人是历史的活化石，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立之本。然而，以人为载体、口传身授的特点是艺随人走，人类的许多珍贵的技艺，也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绝种，而消亡。
在海南的11位国家级传承人中，王妚大、羊拜亮年龄已经超过了80岁，打柴舞的传承人黄家近年龄也超过了70岁，可谓传承人的保护，迫在眉睫。
传承人锐减是非遗濒危告急的根本原因，直面这一现状的同时，或许更应欣喜地看到，较之以物为载体的物质文化遗产的“不可替代性”和“唯一性”而言，传承人的可培育性和可大量“复制”性，正是非遗保护的巨大潜力和明显优势所在。
6月1日起，海南日报记者对11位非遗传承人进行了为期一周的采访。在临高，人偶戏的传承人陈少金、王春荣每天晚上，都和自己的剧团下乡演出，一个月收入能有1000元左右。
在昌江，羊拜亮和黎族制陶有了自己的传习所，羊拜亮的孙子媳妇文阿芬已经完全掌握了制陶，而且县里把制陶作为职业中学技能课，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了解了制陶。
在琼中，虽然王妚大老人最近身体不好，一直在住院，但让人高兴的是琼中黎族民歌已经出版，里面收集了2000多首民歌，其中包括王妚大民歌和当地所传唱的黎族民歌。
在五指山，黎族织锦传承人刘香兰带领全村的姐妹，办起了一家黎锦公司并有了黎锦传习所，村里的妇女捡起落满灰尘的腰织机，坐在传习所里织锦，十几个妇女靠织锦月收入都有近千元。
省非遗保护专家王海昌说，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需要普查、记录、拍摄、整理民间的口头文化与技艺流程，调查其传承方式和各种民俗活动资料，保存相关器具。当然，也要培养新一代传承人。与此同时，还需要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环境保护，要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一个生存环境、生活方式、风土人情的立体空间。
海南省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和传承人的命名，保护工作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
但是，成就的背后，王海昌也对保护表示担忧，作为传统文化的保护者，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保护”本身也是一种外来影响。这种影响如果力度过大，同样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带来某种负面的影响甚至伤害。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保护性破坏”。
王海昌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实践已经证明，没有政府的引导和管理，非遗及其传承人就很难得到有效保护。但是，如果政府越俎代庖，反客为主，取代非遗传承人，不但会影响到传承人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性，同时也会影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性、民间性与真实性。
非遗传承呼唤“生态环境”
大熊猫只有在有竹子有水的地方才能生存，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一样。
作为海南非遗的“提灯人”，他们的传承之路能否走得好、走得远，更需要相关主管部门为他们亮一盏明灯。
尽管海南对传承人保护做了大量工作，但仍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海南日报记者在临高采访发现，王春荣虽然为临高人偶戏的传承人，但是他没有一分钱的传承经费，想真正做大传承、收徒十分困难。而这种情况在其他市县的传承人中也同样面临。
黎族歌后王妚大，近年来琼中加大了对其保护，也许一些做法值得其他市县借鉴，据介绍，自从王妚大和黎族民歌被申报为国家级非遗后，琼中县政府不但给老人盖了新房，而且每个月给予500元的生活补助，同时开展黎族民歌培训班。
符策超说，对于著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给予补贴，十分必要。因为在民间，特别是贫困地区，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生活还十分艰苦。如果没有经济的支撑，让他们安下心来一心一意地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显然不够现实。特别是对于那些年老体弱者来说，更需要政府的扶持与帮助。
但同时符策超也表示担忧，补贴并不是万能的。随着经济因素的介入，这些外力的作用有时还会给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的认定工作带来许多麻烦。搞得不好，申报过程中难免会因为利益的诱惑而出现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的情况。
然而，在目前的传承保护方面，经济问题和生活补贴并不是主要问题，海南日报记者调查发现，传承人保护机制还面临三大问题的困扰，而这也正是传承人机制当前急需研究解决的课题。
第一，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后继乏人。很多传承人，他们并不在意政府给自己多少补贴，而是在意自己的技艺由谁来接。可是，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更多的年轻人都崇尚现代文明，对民族传统和文学艺术失去兴趣，不愿学习和继承这些老技艺。
第二，非物质文化的传承缺少一个好的文化生态环境。建立文化生态环境，不仅要给钱，还要给好的氛围。在相关部门的引导下，形成较好的乡土文化氛围，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一代接一代传承下去。
第三，明确传承人的身份定义。如何确立和培养传承人?现在感到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如何才能把我们所承载的文化记忆传承下去，民族文化的传承人是要靠悟性和口传心授，可是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对这些传统文化并不感兴趣，传承人的素质也亟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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